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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地處湘西北，頭枕長江，腰纏二水(沅江、澧水)，史稱“川黔咽喉，云貴門戶”。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常德全境是湘鄂西、湘鄂川(渝)黔革命根據地屬地。

中秋時節，我們“老區行”采訪組滿懷敬仰之情走進這片紅色土地。熟知常德紅色歷史的同志冒酷暑、串山鄉，引導我們瞻仰著一處處革命遺址遺跡，講解著觸動心靈的革命故事，述說著耐人尋味的紅色文化……

幾日尋訪，靜心品味，中國革命之所以在積貧積弱、一盤散沙的舊中國爆發，以摧古拉朽之勢從勝利走向勝利，常德紅色往事蘊含了歷史必然。

▲石門烈士陵園安放著2485位有名有姓的烈士墓碑。胡佳/攝
 

真理的力量

“這里是‘真理的力量——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光輝歷程展示館’……”跟隨常德市鼎城區石板灘鎮紅燁紅色文化園講解員的引導，我們又一次全面見學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過程。

常德城北太陽山下的石板灘鎮是“中國譯介馬克思主義第一人”趙必振的家鄉。

趙必振出身官宦之家，但以書香傳家是族訓。清末年間，青年趙必振深感朝廷腐朽沒落，認為“要救中國，須先倡導新思想”。他不畏官方封殺，先后翻譯出版《二十世紀之怪物——帝國主義》《近世社會主義》等一系列變換世界模樣的著作，稱馬克思是“一代偉人”，《共產黨宣言》是“一大雄篇”，《資本論》是“一代大著述”，“吾人不能不近而取之”。這期間，“中國憲政之父”、常德桃源縣人宋教仁，近代民主革命家、常德臨澧縣人林修梅，歷史學家、桃源縣人翦伯贊，都是馬克思主義的積極傳播者。這些嶄新的學說一時成為“有志者請急先睹”的“驚世之作”，得天獨厚地植入了常德有識之士、特別是熱血青年的心間。

1921年4月，時任共產主義湖南小組負責人的毛澤東來到常德安鄉。在護城河邊的吊腳樓里，毛澤東一口地道的湘潭話作開場白：“現在就來個開門見山，下田割谷。四年前，俄國十月革命獲得成功，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政黨奪取了國家政權，建立了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開創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我國1919年五四運動后，各地的進步團體都在研究十月革命的經驗，尋找改造中國的道路和方法。我們今天到安鄉來，一是會會我的老同學、老朋友啰，二是聽聽大家對當代中國的看法和意見，要請你們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啦!”

參加座談會的有七八個人，有毛澤東的湖南一師同學，也有安鄉各界的精英。毛澤東邊聽邊記邊提問，不時對大家說：“封建地主和土豪劣紳，是幾千年專制社會的政治基礎，是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的墻腳與幫兇，他們是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帝、官、封三座大山不倒，國家沒有希望，民族沒有希望，人民沒有希望。我們必須學習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徹底推翻資產階級，鏟除帝、官、封三座大山，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制度，讓工農大眾充分享受民主、自由、平等的生活，國家才有希望，民族才有希望，人民才有希望。”毛澤東的一席話，讓參加座談會的人眼界一新，豁然開朗。座談會后，毛澤東在同窗好友的陪同下，考察了安鄉的水患和農民的現狀，還察看了潘波造反的地方和范仲淹的讀書臺。

毛澤東離開常德不久，湘西北第一個學習傳播馬克思主義團體——省立二師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成立，《共產黨宣言》《唯物史觀淺說》《社會進化史淺說》等書籍一時成為青年人啟化覺悟的至尊武器。17歲就讀于省立二師的開國大將粟裕回憶說：“當時我們傳閱的書刊有《共產主義abc》……我是十分認真地精讀這本書的。此外，還讀了其他共產主義理論書籍。傳閱的期刊有《向導》《中國青年》等雜志……當我一旦明白必須推翻舊世界和建立共產主義新世界的道理，就覺得少年時代的‘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行俠思想是多么幼稚可笑，后來的彷徨、苦悶，思路又是多么狹窄。我決心將自己的一生獻給壯麗的共產主義事業。”建黨早期，常德就有以林伯渠、朱務善、朱莽、何資瑜、顏昌頤、許之禎、魯易、于光龍、鄧潔、羅寧、詹樂貧等為代表的共產黨員23人。1922年6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常德地方執行委員會成立。這是當時全國最早的地方團組織之一。1923年春，成立了中共常德支部。當時湘區執委只有長沙黨支部和常德黨支部。1925年11月，成立了代號為“黃叔夷”的中共常德特別支部。1926年2月，成立了代號為“楊芝華”的中共常德地委。至1927年3月，常德地區建立地委1個、縣委4個，支部80多個，發展黨員1300多人。

抗日戰爭期間，中共常德黨組織按照“堅決采取長期埋伏，積蓄力量，等待時機的工作方針”，以帥孟奇、廖新夏、白榮華、文士禎為代表的共產黨人持續開展了抗日救亡活動。

1949年7月29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旗幟插上常德城頭。8月4日，以方用為書記的國統區“地下黨組織”——中共湘西工委同以喬曉光為書記的解放區“地上黨組織”——中共常德地委勝利會師。一批批追求真理的共產黨人踏著先輩的血跡開啟了時代主人的新征程。

今日，在被譽為湘西革命搖籃的常德一中(原湖南省立二師學堂)校園里，校友林伯渠、宋教仁、蔣翊武、翦伯贊、辛樹熾、滕代遠、粟裕、廖漢生、卓炯等銅像佇立其間，他們是那段火紅歲月的奮斗者、見證者，他們是中華民族的脊梁，是常德人民的驕傲。
 

組織起來的行動

百年前的中國，帝國主義的侵略魔爪同樣伸到了常德，到處辦教會，占良田;到處推銷洋貨，壓制了民族工商業;反動政府、地主團防欺壓百姓，大肆勒索盤剝錢財，加之戰亂天災，國家生靈涂炭，社會民不聊生，勞苦大眾生存無望，怨聲載道。

1926年，湖南省農民代表大會關于《湘西問題決議案》中寫道：“湘西人民，尤其是農民，在這種黑暗政治之下，擔負重大之稅捐，受著兵匪之騷擾，簡直是有田不能耕，生機完全斷絕……”。1925年常德遭受嚴重旱災。黃州區的農民廖香奎佃種了惡霸地主楊仲達幾畝地幾乎顆粒無收。地主照常上門逼租，對廖香奎說：“田里有收無收我不管，這是你的八字;租谷一粒也不能少，這是我的權力;沒得谷抵屋，沒得屋抵人。”廖香奎無力應對，只得將女兒抵給了楊仲達做仆，又把第二個男孩賣給了人家。

在人吃人的舊社會，勞苦大眾走投無路，忍無可忍，抗稅抗租、殺惡霸襲官衙的案例時有發生，可是，到頭來害上加害的還是求告無門的百姓。

大革命時期，在“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旗幟下，中國共產黨廣泛開展工農運動，“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土豪劣紳!”“打倒軍閥!”“一切權力歸農會”的口號、標語鋪天蓋地。求路無門的常德人民，一下有了新生的希望，有了依靠的旗幟。

1926年，常德各縣建立工會組織60多個，會員2萬多人;建立縣、區、鄉農民協會330多個，會員數十萬人。工農革命運動在動搖舊政權、抑制苛捐雜稅、評判神權族權、實行男女平，以及支援北伐戰爭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深刻接受了沒有掌握槍桿子的教訓，號召全黨把工農大眾不僅要組織起來，更要武裝起來。黨中央隨即作出《兩湖暴動計劃決議案》，中共常德地方黨組織迅速貫徹落實，組織發動工農武裝進行秋收暴動和年關暴動。1927年9月10日凌晨常德縣打響“文甲起義”第一槍。8月澧縣農民自衛軍與公安縣農民自衛軍匯合，成功襲擊由公安開往沙市的國民黨軍隊，殲敵200余人，繳獲步槍100余支。同時，石門新河關暴動、南溪暴動，臨澧栗山暴動、漢壽年關暴動等也先后爆發。

1927年11月中旬，共產黨員徐才益和周維成在桃源縣棲鳳鄉發起暴動，在青龍寺宣布成立徐溶熙蘇維埃政權。經過幾個月的武裝斗爭，徐溶熙蘇區的游擊大隊發展到300多人，100多條槍，形成了一個管轄桃源9鄉，方圓幾十里的武裝割據政權。成為湘西北第一個紅色政權，常德人民首次當家做了主人。

1928年5月初，在中共湘西特委、石門縣組織指揮下，在寺埡鋪打響了南鄉起義第一槍。起義武裝槍殺惡霸，刀劈團總，擊斃警備數人，起義不到3個月，革命隊伍發展到900多人600多條槍，形成了以太浮山為中心，縱橫100多公里的革命根據地，為湘鄂西、湘鄂川黔蘇區建設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

為了拯救苦難深重的人民大眾，中國共產黨用模范的行為、耐心的工作喚醒了億萬勞苦大眾，把一片散沙的工農群眾組織起來，讓中國人民由被動的任人宰割變為主動的革命行動，讓星星之火匯成燎原烈火，最終奪取革命的偉大勝利。這，只有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依靠絕大多數人搞運動的中國共產黨才能做得到。
 

犧牲的精神

尋訪中，常德市老促會的同志送給我們一套他們編纂的常德老區史書，其中一本厚重的《常德老區遺址遺跡》一下子把我們帶進了那如火如荼的革命戰場。遍布常德老區的300多處革命遺址遺跡，處處承載著先輩們浴血奮斗的歷史，處處浸透著先烈們拋頭顱灑熱血的印記。

位于石門縣雙橋村畫墻嶺的“石門烈士陵園”，在近萬平方米的烈士安息區安放著2485位有名有姓的烈士墓碑，其中紅軍烈士占85%。臨澧太浮山上的“湘鄂西蘇區太浮山武裝斗爭紀念碑”鐫刻著8年間在太浮山武裝斗爭中犧牲的426位臨澧、石門籍英烈的名字。鼎城區萬壽山上13米高的“文甲起義紀念碑”寓意著起義首戰犧牲的13位烈士永垂不朽。津市市澧水江畔的大巷口戰場紀念碑祭奠著500多個紅軍英靈……。據記載，逾萬名常德兒女血灑祖國大江南北。當年42位常德籍的縣委書記僅有1位迎來新中國的曙光，6700多位常德革命先烈的鮮血浸透在創建共和國的征途上。

尋訪路上，常德老促會會長劉春林滿懷沉痛心情講述了王悅貞烈士夫妻凜然就義的壯舉：妻子王悅貞是常德縣人，曾任縣審判土豪劣紳特別法庭庭長;丈夫翦去病是桃源縣人，時任湖南省工會秘書長。他們都是大革命時期的共產黨員。1928年夏，因叛徒出賣，夫妻同時在常德萬壽街住處被捕，受盡折磨，堅貞不屈。7月27日，王悅貞被押赴刑場，行刑前她一眼看見母親抱著自己不滿周歲的兒子簇擁在人群中，她毅然推開劊子手，拖著遍體鱗傷的身軀體移步靠近母親，含淚接過心愛的寶寶，席地而坐，敞衣讓親骨肉吸吮著最后一腔乳汁。“開槍吧劊子手!我永遠不會屈服于你們的!”這是母親留給孩兒的絕命誓言。王悅貞犧牲后第8天，她的丈夫翦去病也在同一刑場英勇就義。言談間，飛馳的中巴車里一時沉默肅靜，大家聚焦劉會長的視線即刻模糊起來。

“先烈之名，永垂青史。先烈之魂，光耀千秋。先烈之功，壯美山河。”讓我們永遠銘記鐫刻在石門烈士紀念碑上的祭文吧。
 

元帥的足跡

穿越湘西北的澧水，自西向東把桑植、石門、澧縣、津市連在一起。開國元帥賀龍就出生在澧水上游的桑植縣洪家關。少年賀龍以憤世嫉俗、仗義疏財，敢于同惡勢力抗爭而聞名鄉里。賀龍從隨父親作裁縫、跟馬幫經商到投身從戎、成為主政一方的革命根據地統領，走遍常德山山水水，與常德人民結下深厚的情誼，特別是在追求革命理想、探索革命道路的征途上書寫了光彩的篇章。

1921年9月的一天，賀龍的司令部迎來兩位客人。一位是介紹他加入中華革命黨的陳圖南，另一位是陳圖南留學日本的同學花漢儒。好客的賀龍留客人在桃源住了兩個星期，業余時間多次與他們縱論天下。兩位客人一個是無政府論者，一個是社會主義論者，爭論的話題都是賀龍倍感新鮮的東西。賀龍越聽越感興趣，還不時插話問些弄不清的問題。爭論中他還是覺得花漢儒說的在理，聽起來靠譜。他多次請花漢儒介紹蘇俄革命和布爾什維克的情況。

賀龍后來回憶說：“談社會主義的，我聽得條條有道理。我就問花漢儒，有沒有談社會主義的書，他找了一些書念給我聽。過了幾天，我又問他，有沒有這樣的黨，他說有個國際黨。我對于這個印象是很深的。對于我的思想是一個很大的啟發。他們講的黨，對我很有幫助。這時候，共產黨在我腦子里印象就相當深了。自從我知道了共產黨，我就注意找共產黨了。”

1925年3月，賀龍率建國軍進駐澧州并兼澧州鎮守使。一日，一名不速之客來到賀龍駐地，見面就說：“賀師長，我姓郭，單字一個亮。”賀龍一聽，猛地想起湖南有共產黨組織，毛澤東、郭亮、夏曦都是赫赫有名的共產黨人。定睛一看，這不就是之前在益陽城演講的那個人嗎。這時，郭亮笑道：“師長，我這紅腦殼人來你這里，你不會怪罪吧?”“郭先生，我賀龍什么腦殼都見到，就是沒見到紅腦殼，很想見見。郭先生今日的到來，我賀龍求之不得呀。”賀龍爽快地回應訪客。接著雙方談了當前局勢，郭亮擇機把一封密信交給了賀龍。

原來，當年孫中山先生逝世后，全國局勢陡然急變，賀龍的上司、建國軍司令熊克武被囚虎門，所屬主力全軍覆沒。于此同時，反動派又把黑手伸向了賀龍，密謀用“鴻門宴”除掉在澧州的賀龍。為爭取賀龍，共產黨派湖南省委負責人之一、湘西特委書記郭亮帶著意外獲得的反動派加害賀龍的密信來作賀龍的工作。

賀龍見過密信，握住郭亮的手說:“郭先生，我賀龍不會忘共產黨的恩德的。”郭亮說:“我們共產黨是為人民謀利益的，如果我們這個黨不為老百姓辦事，師長不但反，而且會堅決地反!”賀龍聽后說:“郭先生，咱就直說吧，我覺著你們共產黨說的道兒不賴。往后，你們有什么難處，盡管給我提，我賀龍決不含糊。”一番交談，賀龍更加敬仰相信共產黨，沒過幾天，還拿出5萬大洋送給了共產黨。

1926年8月，賀龍率北伐第九軍第一師進入津市、澧州。在攻打澧州城時，前衛營營長羅忠義帶領部隊身先士卒，赤臂漏胸，豹眼圓睜，一舉突破敵陣地，“豹子營”一戰成名。原來這個部隊的營連排干部都是共產黨員。

在賀龍率部北伐時，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派共產黨員周逸群帶領以共產黨員為骨干組成的“國民革命軍左翼軍宣傳隊”來到第九軍第一師。賀龍喜出望外地對周逸群說:“我想黨、盼黨，你來得太好了!”。交談中，賀龍坦誠地提了一連串的問題：革命政府怎樣領導軍隊?國民革命軍為何要設立黨代表、政治部和政工人員?宣傳隊的任務是什么?周逸群十分認真地一一作了解答。這些新道道，讓賀龍頓覺一條新路就在腳下。賀龍誠懇地把周逸群留在他的隊伍里擔任了師政治部主任，宣傳隊的50多名共產黨員都安排了相應職位，這股新鮮血為賀龍部隊戰力的催生提供了基因。由此，賀龍和周逸群成為生死與共的戰友，成為為志同道合同志。他們一起北伐，一起參加南昌起義，一起開創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在南昌起義的炮聲中，賀龍由一名舊軍隊的高級將領，成為肩負共產主義使命的共產黨人，介紹人就是周逸群。

當年，賀龍向他的部屬說：“過去我們所作所為，無非就是打富濟貧，扶弱抑強，替老百姓平冤出氣，但干不出什么大名堂。現在我知道，共產黨的共產主義就是為了消滅人吃人、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萬惡社會，進而建立共產主義的美好社會。大家要明確這個遠大目標，加入到中國共產黨里來。如果大家愿意入黨，我來當介紹人。”

賀龍元帥生于澧水，長于湘鄂。在沅澧大地，他兩把菜刀鬧革命，曲曲折折，起起落落，是真理的陽光，是黨的旗幟堅定了元帥的走向。他出澧水越長江跨黃河，一路前行，成就夢想，終究成為共產主義事業的忠誠戰士，成為改變中華民族命運的開國元勛，成為中國人民永遠熱愛、永遠敬重、永遠懷念的民族英雄。

目睹常德城鄉風貌，我們看到先輩們住過的茅草屋變成了一棟棟小白樓，先輩走過人行小道變成四通八達的快速路，先輩們用過的獨輪車變成農家必備的小轎車，先輩們秘密活動的場所變成百姓的休閑度假景區，先輩們沖鋒陷陣的戰場變成干部群眾精神升華的打卡地……這一切不就是先輩們為之奮斗犧牲的夢想嗎!

今日常德，一次次突破，一個個第一，一項項成功不就是對先輩先烈的告慰嗎!不就是對紅色基因的傳承嗎!

(本文轉載于《中國老區建設》2024年第10期)